宋教仁遇刺后，国民党内部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稳健派主张法律解决，激进派号召武力从事，而刚从日本回到上海的孙中山态度鲜明地站在了后者的立场，他极力主张起兵讨袁，并声称只要有两个师的兵力，他就亲自率领向袁世凯问罪。

不过，当时的主要问题在于，国民党连两个师的军队也没有，而舆论对“出师派”也颇为不利，因为当时“宋案”尚未完全厘清，即便国民党人有一千个理由怀疑袁世凯，但也不宜直接认定袁世凯就是幕后元凶，此时兴兵讨袁，未免有“地方反抗中央”的造反之嫌。因此，当孙中山要求对袁世凯动武的电报发出后，国民党的三大“实力派都督”（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都立刻回电表示绝无实力独立。

在“宋案”陷于停顿之际，袁世凯却迅速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签订了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该借款年息5厘，期限47年，债券9折出售，扣除6％的佣金，等于只有2100万英镑，而到期归还本息就要6789万英镑，条件不可谓不苛刻。但袁世凯凭借多年的政治经验，早已预料到要与革命党人最终摊牌，因而此举实为未雨绸缪，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预先筹措足够的资金以应付未来的乱局，也是先招。毕竟，无论是造反或是镇反，没有钱总是万万不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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