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在市委宣传部开会，听您讲话，我能感觉到您对邓小平的感情。您说我们的电视政论片相当好，好就好在理直气壮地宣传了邓小平理论，宣传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第三次大争论以后特别需要这样鼓舞人心的东西，很及时。

我是1988年到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的。邓小平正是从这一年开始，连续在上海过了七个春节。那个时候，上海有很明确的规定：“不请不去，一请即到。”所有干部一律不得私下找邓小平，包括当时市里的一、二把手，也恪守这一规定，即使春节拜年，市里也就去几个人。

邓小平为什么愿意在上海过春节，就是因为在上海可以安静地休息，可以冷静深入地思考问题。1991年初，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的皇甫平文章，就是根据邓小平在上海的谈话内容写的。先是邓小平单独找朱镕基谈，朱镕基回来在车子上很高兴地说起。随行人员听了很兴奋，就对时任《解放日报》党委书记的周瑞金说了。

当年上海市委的一位领导说，皇甫平的三篇文章涉及到上海，涉及到中央，包括分管宣传口的陈至立都不知道。谁都不知道。就是三个人，周瑞金、凌河、施芝鸿搞出来的。

皇甫平的文章发表之后，有人反应很强烈，打电话问上海市委，是不是邓小平说的。上海答复：“不清楚。”这样就开始批判了。后来邓小平说要看皇甫平的文章，我将皇甫平的文章连同批判材料都给了邓楠，邓楠给了她父亲，老人家明确支持皇甫平的文章，这场风波才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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