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行政长官首鼠两端，火上浇油；黑白两道通吃的富家子弟一呼百应，新成立的同志会会场里声震屋瓦、群情亢奋。时人将这场运动比喻为“大波”，但在汹涌的集体无意识波浪中，大多数的人只是盲从而已。

“不顶不是四川人”

郭沫若日后在回忆这次大会时，深深钦佩罗纶有本事，把在场的股东“捏成了一团粘土”。当谈到借款危害到国家存亡时，“坐在后面的多伏案而泣，巡警道派去维持秩序的警察亦相视流泪。会场几无一人不骂盛宣怀，无一人不骂邮传部”。

岳府街简直快成集市了，水泄不通。那道又厚又宽又高的砖砌影壁后足有七八丈见方的小广场上，也黑压压地挤满了人。

这里位于成都市中心，离总督府只隔了几条街，本是雍正、乾隆年间名将岳钟琪的府第，闹中取静，是一个“肃静、回避”的所在。文武全才的岳钟琪是整个清代官位最高、功勋最重的四川人，乾隆皇帝称之为“三朝武臣巨擘”，也是成都茶馆摆龙门阵时“格老子”们最为自豪的老乡。

川汉铁路建设之初，岳家后代顾全大局，将这座府第卖给了川汉铁路公司（也有说是捐出来的），这里就成了川路公司的总部——巍峨堂皇，倒也符合川路公司“二政府”的身份。

这一天，1911年6月17日下午，川路公司在此召开临时股东会议，商讨如何应对铁路收归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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