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年（1913年）夏，李大钊结束了长达六年的法政专业的学习，除获得已更名为“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该校文凭之外，还与白坚武、郁嶷两位同学分享了“北洋法政三杰”的桂冠。

毕业后，为了躲避政府对社会党的追查，李大钊这位该党天津支部负责人跑回到乐亭老家住了一些日子。之后，他告别了妻子和一双儿女（李葆华与李星华已经出生），随留学大潮去了日本。清末民初，每年有数千中国学子留学日本，日本成了培育中国政治、军事、文化巨子的摇篮。

出国留学的资金，是孙洪伊和另一位著名的立宪派首领汤化龙提供的。汤氏时任中国民主党干事长，后历任众议院议长、教育总长、内务总长，属北洋时期的一流政治人才。不幸竟于1918年10月出国考察期间，在加拿大被气度狭小的国民党人暗杀了，年仅四十四岁。

汤先生对李大钊的器重与信赖不亚于孙洪伊，在资助李氏赴日不久，他把妻子、儿女也送去日本，委托李大钊关照其儿子的学业。而李大钊又是知恩图报的忠厚晚辈，于是，每周六下午，李大钊就要耗时一个钟头耐心地听取一个十龄学童的本周学习汇报。义，不容辞；恩，也不容辞。

如同六年前报考法政学堂，李大钊去日本的目的也非常明确：寻救国之道。

两年后，他在那篇轰动一时的《警告全国父老书》中，追记过航行日本途中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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