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来，国运式微，自古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凡有良知者，莫不起而探求救国之道。无论康梁的“变法”，还是孙文的“革命”，概莫能外。

清廷既倒，民国已立，但国家依然动荡，列强仍旧强蛮。正在此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语）——民国六年（1917年）深秋成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俄国”，即简称“苏俄”的新政权，号称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农民当家做主的政权（时译“劳农政府”），这自然引起了中国先进的思想精英们的极大兴趣！民国八年（1919年）7月25日苏俄新政权发布的《告中国人民和南北政府宣言》（亦称“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宣称将无条件放弃沙俄时代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更使得半殖民地国度的先进国民们感激涕零！

谁不向往那个平等待我中华之庞大邻国？哪个爱国者不想看到强邻归还本属于我们的大片疆土的这一天？在中国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政权不正是从康有为到孙中山都梦寐以求的天大好事吗？于是乎，信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李大钊便率先响应了苏俄人的急切寻呼。

现在人们清楚了，列宁率领俄国革命党人建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尽管高举着的是国际主义的大旗，但首先还是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家园。他们的外交出发点和别国并无二致，也是首先要维护本国之利益。他们信誓旦旦的外交声明每每也只是权宜之计，弱时乞怜，强时逞凶，斯为天理，岂有例外？所以，说要归还的沙俄时代鲸吞我中华的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也就一直没归还；那条横在我东北地区的中东铁路，也一直像剑一样搁在东三省的腹上，随时都可以割得我们血流如注。俄国的新当家人面临的大环境并不美妙——前门外有更为强大的西方国家的环峙，后院有狡猾的日本人的觊觎（日俄战争的惨败让他们一直对日本人心有余悸），更兼有大批沙俄时代的军人、贵族们（亦即所谓的“白俄”）逃到了远东的中国，这不全是隐患？他们实在无力两头应付，故把中国培养成苏俄的稳定后院便成为其远东外交政策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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