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李大钊及中共组织的存在，北方的罢工事件空前多了起来，其中最著名的即民国十二年（1923年）京汉铁路全线的“二七大罢工”。李大钊为首的共产党北方区委领导的这次罢工，以共产党员林祥谦和施洋二人被吴佩孚下令处决而终止，为此，李大钊与当年最要好的同学白坚武不复往来。当年“北洋三杰”之一的白坚武弃笔从戎后，一直在直军将领幕府，时任吴佩孚的直鲁豫巡阅使署政务处长。李大钊和苏联人与吴佩孚建立联系，靠的正是白氏的引荐。苏联人在外蒙和中东铁路的祸心终被白同学和吴大帅看清，喋血的“二七”大罢工更加深了吴氏对苏联人及其代理人的憎恨。苏联人通过李大钊开展的“联吴”工作，至此彻底失败。

苏联人自此专心“联孙”，为此，派来了前驻柏林的共产国际特使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Mikhail Markovich Borodin）。

鲍罗廷抵华后，先在北京与李大钊接头，由李介绍南下广州见到孙中山，被孙聘为国民党首席政治顾问。是年，李大钊一年之内，四赴上海，两下广州，风尘仆仆，着实奔忙！在广州，他第一次参加了本党的代表大会，即中共“三大”，这也是首次由“地下”转入阳光下召开的中共党代会；还是在广州，他被孙中山指定以主席团五位成员之一的身份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待了整整两个月后，他才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早春回到北京。不知离开京城这么长时间，他的本职工作是如何安顿好的，因为他不仅在北大教学，还在北京若干所高校兼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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