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张作霖读没读过李氏的《狱中自述》，他不可能不知道李大钊的这番自白。杀与不杀，曾让张作霖极为踌躇。

据当时《世界日报》载，4月6日当晚，张作霖便在其家中（即原顺承王府）召集会议。那一天，“张氏主张从宽处理，不究随从”，“赵欣伯、杨宇霆、陈兴亚、张学良、于国翰各要人，亦均主张宽大主义”——须记，陈兴亚正是白天带队前往东交民巷执行抓捕任务的警察总监，其他几位，也都是奉系的主要人物。

看来，事情似乎朝着有利于李大钊等人的方向发展。

北京九所大学的校长们当晚也聚在一起。李大钊虽为北大教授，却在京城的多所国立大学兼课，是北京教育界的领袖级人物。校长们知道，这次政府以军方出面办理此案，若按军法从事，李守常先生恐凶多吉少，故决议：李大钊系文人，请政府将此案“交法庭依法审讯”。4月9日，九校校长代表特意拜访了张学良，请他向其父为李大钊缓颊。

三天后的4月12日，也就是南方发生血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同一天，北京二十五所学校的校长们发表书面声明，呼吁政府“取宽大主义”，将此案交法庭审理。面对一个杀气腾腾的军政府，首都高校的校长们也算有风骨。

北大的同事们更是奔走相商。且读当事者的几则回忆文字：

我闻讯从西郊赶入城内访章行严先生，愿与章老一同出面将守常家眷保释出来，俾守常少牵挂之念，至于守常本人在势不能免于一死了。惜章老不同意，自称与杨宇霆交好，他可保守常亦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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