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月7日，我在上海。

一场连绵的冬雨淋得人心情黯然。我曾沿上海南昌路自西向东找去，寻觅在中国革命史上大名鼎鼎的“老渔阳里二号”。

一峰独秀，万山景仰。陈独秀是民国初期中国知识界的精神圣哲，而《新青年》则成为所有进步青年心中的圣经。圣哲的故居，圣经的诞生地，能不拜谒吗？

史料称，这处房产属于柏文蔚。陈独秀与柏文蔚乃早年在安庆相知的同志，安徽公学里的同事，共同创建岳王会的战友。陈东渡日本后，武备学堂毕业的柏先生到南京新军成为掌握一营兵力的管带（营长）；民国成立后，柏回省做过一把手，陈是他的高等顾问；“二次革命”失败后，两人各自东西。此时，柏文蔚已在广东成为孙中山的重要助手，而陈在上海居无定所，所以，住在柏先生的空房子里，他心安理得。

这是我第一次在大上海走街串弄。上海人的某些性格，的确该归咎于一辈复一辈过于拥挤的生存空间：一条极破败的老弄堂，居然就是一个居委会；窄得不足十平方米的屋子里，老人正哄着孙儿在陶然地看电视。然而，窘迫的上海人，尤其是陋室里长大的年轻女人，出淤泥而不染——虽住处陈旧，但衣着与精神头儿都十分光鲜，一汇入大街，即宛如大家闺秀春游探芳一般。

南昌路100弄内没有擎着花伞走出的光鲜小女子。冷雨把许多人堵在家中。无人可问，我只得自己凭感觉看门牌摸进去：1号？不对。2号？有点像。我收了伞，钻进了黑黝黝的窄小门洞内，喊了一声：有人在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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