倔犟的陈独秀没有屈服，没有惊慌，更没有像日后瞿秋白、李立三等人那样违心地反复认罪。他坚信自己没有背离马克思主义。

然而，彼时的中国共产党人，有几个能知道陈独秀的悲剧正是苏共党内斗争在中国的延续呢？

旁观者清啊！名记者斯诺的顶头上司鲍威尔先生就曾直截了当地说过：

外国人知道中共的背后，存在着俄国人的影响，但很少有人知道发生在中国的斗争，不过是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俄国国内所作的生死斗争的一部分。

在被自己手创的党开除后的第二十五天，无所顾忌的陈独秀发表了披肝沥胆的《告全党同志书》，痛陈斯大林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危害和党内的宗派主义等种种错误。五天之后，陈独秀又领衔八十一人发表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旗帜。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月，陈独秀和他的同志们聚会，将党名改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继续向国民党政权和斯大林主义同时进行战斗。

陈独秀接受托洛茨基思想，是必然的。陈独秀与托洛茨基应该没见过面。1921年秋，陈独秀曾奉召去莫斯科，没有得到任何一位苏俄党要人的接见。那会儿，苏俄人没看得上中国共产党。陈独秀执政晚期，莫斯科派回来的中共党人，不光有博古、张闻天和王明那样的斯大林的盲目崇拜者，也有“反党集团头子”托洛茨基的同情者。这些年轻干部把托氏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带回来，让陈独秀从切身经历和本党同志被屠戮的残酷现实中，蓦然认清了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斯大林主义的本质，于是便非常自然地成了托洛茨基在中国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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