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欧洲导演，同样以底层生活为作品题材，我喜欢比利时达登内兄弟，却讨厌意大利导演伊托·斯高拉。后者有一部著名的电影《讨厌，肮脏，下流》，讲述意大利棚户区贫民生活。伊托·斯高拉因此片获得了1976年的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但我看过它之后，却觉得异常反感。我自己也不知道这反感的由来，直到我看到了长平的文章《假如穷孩子穷得连故事都没有》。

文章里的穷孩子，是云南山区的孩子，因为没有新鞋子穿，每个冬天都要挨冻。他们的老师拍了一组照片，写了动情的文章，发到了网络上，引起了注意，由此得到了捐助，孩子们收到了许多鞋子。长平认为，这是我们社会的悲哀，“一个人要穷出故事来”，才有可能引起媒体的注意，才有可能得到援助。我们不过根据这些故事，来决定我们的帮助。所以，重大疾病患者的家属，到报社求助时，编辑和记者会帮助他们策划一些故事，卖身、卖肾、卖终生当牛作马，是好心，也是无奈。不然，就没有新闻点，不然，就没有故事。人穷可以志不短，却不能短了故事。

从那时候，我懂得了达登内兄弟和伊托·斯高拉之间的区别，达登内兄弟是从底层角度出发拍电影，他们的作品因此缺少故事性，而伊托·斯高拉是从底层之外看底层，因此热衷于故事性，甚至是怀着兴高采烈的态度去发掘故事。《讨厌，肮脏，下流》让我反感，是因为那里面的所谓底层充满故事，他们偷情，他们乱伦，他们互相下毒，他们把孩子圈在栏里胡乱地养大。他从他们身上取得的，无非是一个又一个让人惊骇的故事。他固然是一个艺术家，他也是一个掠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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