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欧洲导演,同样以底层生活为作品题材,我喜欢比利时达登内兄弟,却讨厌意大利导演伊托·斯高拉。后者有一部著名的电影《讨厌,肮脏,下流》,讲述意大利棚户区贫民生活。伊托·斯高拉因此片获得了1976年的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但我看过它之后,却觉得异常反感。我自己也不知道这反感的由来,直到我看到了长平的文章《假如穷孩子穷得连故事都没有》。
文章里的穷孩子,是云南山区的孩子,因为没有新鞋子穿,每个冬天都要挨冻。他们的老师拍了一组照片,写了动情的文章,发到了网络上,引起了注意,由此得到了捐助,孩子们收到了许多鞋子。长平认为,这是我们社会的悲哀,“一个人要穷出故事来”,才有可能引起媒体的注意,才有可能得到援助。我们不过根据这些故事,来决定我们的帮助。所以,重大疾病患者的家属,到报社求助时,编辑和记者会帮助他们策划一些故事,卖身、卖肾、卖终生当牛作马,是好心,也是无奈。不然,就没有新闻点,不然,就没有故事。人穷可以志不短,却不能短了故事。
从那时候,我懂得了达登内兄弟和伊托·斯高拉之间的区别,达登内兄弟是从底层角度出发拍电影,他们的作品因此缺少故事性,而伊托·斯高拉是从底层之外看底层,因此热衷于故事性,甚至是怀着兴高采烈的态度去发掘故事。《讨厌,肮脏,下流》让我反感,是因为那里面的所谓底层充满故事,他们偷情,他们乱伦,他们互相下毒,他们把孩子圈在栏里胡乱地养大。他从他们身上取得的,无非是一个又一个让人惊骇的故事。他固然是一个艺术家,他也是一个掠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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