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曾说：“君子之学，或施之事业，或见于文章，而常患于难兼也。……如唐之刘（禹锡）柳（宗元），无称于事业，而姚（崇）、宋（璟）不见于文章。彼四人者，独不能两得，况其下者乎？”（《薛简肃公文集序》）指出了有才学、品行的人，往往不能同时在政治上和文学上施展才能。

确实如此。但我觉得与其将这个现象归于“能量守恒定律”一类的规律，不如看作更明确的因果关系：这些“君子”，往往就是因为政治上失去了施展才华的可能，甚至遭到无情打击、排挤，“事业”上毫无前途可言了，诗人的才学才被迫转向，在文学上绽放光华。“国家不幸诗家幸”，也可以说，诗人不幸文学幸，他们迁谪、流放的苦难命运，给他们的思想、内容、诗风带来巨大变化，给诗坛带来了杜鹃啼血一般的感人作品。

早在七绝初创的初唐，以工整合度、自然浑成、气度高逸而开诗坛风气之先的杜审言，他的名作《渡湘江》就是一首流放者的诗：“迟日园林悲昔游，今春花鸟作边愁。独怜京国人南窜，不似湘江水北流。”在春光中自然而然地回忆往昔而伤感，感叹自己从京城独自被贬到荒凉的南地，不能像湘江水那样，日夜奔腾向北方流去。初读似乎浅近，细品滋味无穷。明人胡应麟评价它为“风味可掬”，赞美了它的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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