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严打那年萨在外边吃饭，旁边桌上有几位衣冠楚楚的人物，估计不是老总就是董事，唉声叹气的，看着龙虾光相面不动筷子。支起耳朵一听，敢情是产品没销路，愁啊。

有一位在那儿唠叨：“行情不好耶，再这么做我就能挣一装卸工的钱。”旁边一位安慰他：“兄弟，有得赚就知足吧，现在哪儿还有买卖能赚出暴利的呢？”跟龙虾相面那位忽然抬起头来了：“有啊。”几位颓唐的兄弟同时两眼放光，凑了过来，那位神秘地一比划：“卖人，那是暴利。”

于是哄堂大笑，这卖人的买卖肯定是暴利，不然怎么严打里边抓的有一半儿是人贩子呢？

萨在一边儿听了，心里暗暗跟着笑：兄弟们啊，这行可沾不得，沾了，跟大烟似的，它上瘾啊。

不过卖人也不见得是暴利，萨卖过师兄，卖过师姐，卖过女警察，可连暴利的影儿都没见着呢。

第一次卖人，是在大学一年级，被卖的是我大师兄。这是一笔萨回味起来异常怪异的买卖。

萨之所以做起卖人的生意，是因为有一天到师兄的宿舍里，看见我一向敬仰的大师兄祝冰在发呆，那时候我还没意识到这家伙可以作为一件货物来卖，只是好奇地打听。一问之下，不仅是祝大哥，几乎所有的大师兄大师姐们都在犯着同一个季节病——毕业分配综合症。

当时大学还是国家包分配的制度，犯哪门子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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