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手续耽误了我的行期。另一场世界大战的阴影已经笼罩全球。我得了肺炎，在葡萄牙厌倦无聊地过了一个冬天以后，才最终到了美国。在纽约，我急切地接受了命运给予我的那份轻松的工作：主要就是花费心思编写香水广告。我很喜欢广告这种散漫的性质和冒充文学的外表，每逢我没有什么更好的工作干的时候，就去干这活儿。另一方面，纽约一所战时大学要求我完成我为英语学生编写的法国文学比较史。第一卷的编写花费了我两三年的时间。在那两三年里，每天我多半工作十五小时。当我回顾那段日子的时候，我看到它们整齐地分成充实的光明和狭窄的阴影两个部分：光明是指在宽敞宏伟的图书馆里进行研究工作所得到的安慰，阴影是指令我备受煎熬的欲望和失眠症，这些已经讲过不少了。读者眼下已经对我有所了解，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出当我极力想瞥见在中央公园玩耍的性感少女时（嗨，总是离得很远），我会变得多么暧昧和激动；而当那些花哨的、除过臭气的职业妇女，给某个办公室里的某个色鬼不断往我身上推卸时，我又感到多么厌恶。让我们跳过这一切吧。我的健康十分糟糕地忽然垮了，于是在一家疗养院里住了一年多。我又回去工作一结果又住进了医院。

健全的户外生活好像可以给我带来一些好处。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大夫是个十分风趣、玩世不恭的家伙，留着一小把褐色的胡子；他有个弟弟，当时正要带领一支探险队去加拿大的北极地区。我也加入了探险队，作为一个“精神反应的记录人”。我同两个年轻的植物学家和一个老木匠不时分享到（始终不很顺利）我们的一位营养学家安尼塔·约翰逊医师的眷顾——说来令人高兴，不久她就给飞机送回去了。有关探险队此行的目的我也并不怎么清楚。根据参加的气象学家的人数来看，我们可能是在追踪那个摇摆不定的北方磁极，一直追到它的巢穴（我猜想是在威尔士太子岛的什么地方）。有一组人和加拿大人一起在梅尔维尔海峡的皮埃尔岬建立了一座气象站。另一组人受到同样错误的引导，去采集浮游生物。第三组人则在冻原地带研究肺结核病。伯特，一个电影摄影师一一个心神不定的家伙，有一阵子，我奉命和他一起承担一大堆粗活儿（他也有一些精神上的毛病）——坚持说我们队伍里的大人物，那些我们始终没有见到的真正领袖，主要从事核查工作，看看气候改善对北极狐的皮毛所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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