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节目正在考验着我的耐心。我一个人坐在电视机前，想象着身边还有一个跟我一起看节目的人，我俩打了个赌：他到底会不会动？一会儿那位女记者要采访一个没什么经验的年轻政治家，问问他都有什么计划。跟电视机前的观众一样，政治家明白，等一下肯定没什么机会来陈述自己的观点。记者嘛，都受过媒体的全新“拷问文化”训练，懂得要把话语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让对方连两句完整的话都来不及说，一有新信息出现就要马上提问，并且要保证受访者不会推翻自己刚才透露的信息。所以说，那位没经验的政治家正处于一种紧张的气氛中。他打算针对选举，说说自己能为选民们做些什么。不过，他很清楚的是，要争取到开口说话的机会，势必得经历一番恶战，至于说话的内容嘛，那就是次要的了。

“典型的紧张氛围，”我说，“如果他在记者提出第一个问题时动了，你就请我周末去巴黎。”我想象中的那位邻座盯着我，好像在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在这之前，我跟他说，那个政治家在听完第一个问题后，开始回答之前，会微微地从椅子左边摇向右边，还会稍微挪动一下位置，大概也就一厘米。这个过程转瞬即逝，只有经过训练的人才能意识到其中的变化。基于这个原因，我才事先把即将上演的情形告诉了那位虚拟伙伴，并做出了详细的描述。在记者提出第二个问题时，类似的情况就不会再发生了。“如果真是这样，”我的邻座说，“那不是所有人都会看到吗？”我悄悄在他耳边说道，很多日常行为只有经过训练的人才看得出来。说这话的时候，我的视线并没有离开电视，并接着说：“观察人类的行为是很难的，老师们试图教会学生，可有些人怎么也学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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