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军事医院接受治疗时遇到了迪克斯·巴特勒，自从那一晚我们在城里分别之后，这是我第一次遇到他，他想在性礼节方面给予我一些指导，但是上次在安全屋他跟我讲的故事没有任何参考价值，其实出于社交需求，也没有什么性礼节指导。所以，关于这个我们都患过的病他只讲了一个笑话，他讲得很轻松，我也有一种释然的感觉。可是在事情刚发生的时候我却觉得很紧张，我曾犹豫要不要去美国医院就诊，如果去了我的名字就会被记录下来。而且组织有规定，隐瞒性病不上报者，一旦发现就会记大过。表面上我来这家医院看病的经历不会记录在我的二〇一档案上，但是我仍然半信半疑。

如果我选择官方途径，那么组织就会把我们这些初级军官交至柏林当地的医院就诊，可是原则上我们并不愿意去西柏林的医院里看病，因为我们无从知道主治医生是不是东德的间谍。SSD手上持有最新的国务院和情报机构人员名单，由于当地医院会将所有的性病案例上报给西德的健康机构，这些文件也可能向东德警方公开，患者的资料最终会落入SSD的手中。他们会因为这个要挟你，因为你没有第一时间上报你可能会传染给情报机构。这会变成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同样，还要上报中央情报局我的淋病都有可能是哪些人传染给我的，这深深侵犯了我的隐私权。荣耀也罢，耻辱也罢，我只想独自一人默默承受（况且这只是男人的病），我不想提供那晚的所有细节。然而，在医院里医生也要求我列出传染淋病给我的女人的名字，“我不知道，”我答道，“我又不止与一个女人发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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