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十二日下午，尼基塔·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办公桌前赫然脱下鞋子并用其不断地敲击桌子，这便是我和父亲连续几周糟糕生活的前奏。就在同一天，罗伯特·马休收到消息说毒害卡斯特罗的药片已经到达了哈瓦那目的地，我对此的反应有些古怪。我开始好奇总理大脑中的沉默传感器是不是有心灵感应，赫鲁晓夫竟然能在没有完全弄清原因的情况下就煽起了民愤。我这样的好奇是源于我父亲所谓的“自由式思维——虚无缥缈”，但我还能听见那鞋子敲击在桌子上的回响声，在我的耳中，这回响声就像是宣判卡斯特罗生命终结的铃声。我提前对他进行了哀悼，并总结出卡斯特罗背叛了他内心里崇高的东西。对敌人的沉思会引发深刻的忧郁。

当然，他暂时还没有丧命呢，我的工作也还在继续，我和摩德纳共度良宵的日子也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在这几个礼拜的每一个夜晚，我都在期待电话铃声叫醒我，然后告诉我卡斯特罗丧命的消息，但电话始终没有响起过。

在十月第三个礼拜的周日，我收到了父亲的来信。亨特本来不会在清晨一大早就经过我的小隔间的——这不是亨特的习惯。但或许是曾经做过站长的直觉吧，亨特那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去我的办公室里，当我走进屋子的时候，亨特正坐在我的椅子上，我父亲给我的信正夹在他的两指之间。他站起来，一句话也没说，只是把信扔给了我。信封上写着：ROBERT CHARLES EYES ONLY（罗伯特·查尔斯亲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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