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时期就必须有非常的想法和行动，不要受外界价值观的干扰。

——（日）松下幸之助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在世界范围内的爆发，给资本主义世界带来的破坏性极强，经济危机引发了政治危机，各国垄断资产阶级为了摆脱这场危机不断寻找出路，在转移国内视线的同时，也在转嫁这场危机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

在此种情势下，日本政府采取了对内强化统治，对外积极扩张并转嫁危机的政策。企业的经营不仅是企业家个人的事情，它还与政府的方针政策有关，企业的发展需要政府提供一个和平安宁的社会环境。但如果政府为实现自己的野心、转嫁危机而发动侵略战争时，带给企业的生存环境就十分糟糕，企业若想继续发展下去，就必须认真思考战时的企业经营策略。身处其中的松下电器在战火中被迫转为军工生产，陷入罪恶的战争沼泽中，并沦为“财阀”。

随着1931年9月18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军队打响全面侵华的第一枪，诚如松下幸之助所言，“日本的产业界迅即抹上了战时的色彩”。

从“九一八”事件以来，受日本政府战时产业政策调整的影响，日本的民用工业逐渐受到了压迫，不久，大部分工业制造厂家就直接或间接地转向了军需生产。

1937年至1938年间，为适应全面侵华战争的需要，日本颁布“战时三法”，即《临时资金调整法》、《关于进出口商品等临时措置的法律》和《国家总动员法》，旨在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使之走上战时轨道。其中，1938年3月24日通过的《国家总动员法》是日本战时国家主义统制立法的核心，它将科技、文教、新闻报道、工业、交通运输、金融贸易等都置于政府控制之下。其后又根据此法颁布了各种统制法令，将国民生活的各个方面纳入国家统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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