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应该是关乎久远的一类事情——制定游戏规则。恰恰相反，政策可以也应该经常变化。1978年以后的政策选择给中国带来了深刻的改变——进口关税降低，人口可以流动，国有房屋出售，选择“宏观调控”为过热的经济降温，或者以大手笔财政刺激措施为冷清的经济升温。所有这些都可以被称为“政策”。因此，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准确描述过去30年来为我们创造了财富和更大个人自由的这些政策？有观点认为，中国在政策选择方面非常具有独创性，因此认同以“北京共识”一词来对中国政策选择加以概括。与此相对应的另一个词“华盛顿共识”，是近年来广受质疑的一套经济政策。

“北京共识”问世以来经常被人挂在嘴边。很多人希望，华盛顿所有的一切，北京也应该有——并且事实上能做得更好。尤其当下，全世界被西方经济政策和金融监管的失败及其后果搞得惊魂未定，“北京共识”更是散发出独特的魅力。然而，如果我们走近了细看，就会发现北京这几年来选择的很多卓有成效的经济政策其实是非常正统的。同时也有一些非常独到的做法，再加上运气也不错。

所以，本章中，我将试图评估中国所选用的经济政策，认真找出中国在哪些领域运用了不属于正统经济学范畴的政策。但我并不认同“北京共识”只是搞好公共关系，而经济一团糟的说法。为了真正理解实际发生的事情，我们将借助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的研究。他对“华盛顿共识”形成了一整套精辟独到的批评，支持政策干预经济，也是亚洲经济增长模式的极力鼓吹者。有关罗德里克这方面观点的介绍，可参见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其著作《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政策处方》。——编者注在这种模式下，政府积极参与经济活动，保护本国成长中的企业免受外国企业竞争。他认为，中国也走上了同样的路径。我将在后文中指出罗德里克的观点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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