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接近中午，我乘出租车离开，太阳髙悬在云层里。我的私人物品只有身上的衣服，而且在高压灭菌设备里经过了消毒。我走得仓促，带着一个硕大的白色纸箱，上面印着“易腐速运！”、“直立放置！”和其他醒目的蓝色警示语。

我的行李就像中国的七巧盒一样，大包套小包，小包里装着生物包，生物包里是装有莱拉的肝脏、脾脏切片和髓液的生物试管，用纤维板护罩、气泡棉和瓦楞纸层层保护着。所有这些连干冰一同包装起来，最外层贴着“传染性物质”和“危险”标签，警告试图拆除最外层包装的人。当然，我绝不能让它离开自己的视线。除已经考虑到的确定的传染性危险，倘若普鲁伊特案最后被证实为谋杀，它也将成为法庭证物。我在巴尔的摩一华盛顿国际机场找付费电话打给罗丝。

“我的医务包和显微镜在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我省掉寒暄直奔主题，“想办法今晚就把它们给我寄来。我在巴尔的摩-华盛顿国际机场，正赶往疾病控制中心。”

“我打了你的传呼机。”她说。

“也许他们该把传呼机一并还给我，”我想着还缺什么，“还有移动电话。”

“有一份报告送来了，你可能会觉得很有趣。那具尸骸沾着的动物毛发是兔子和猴子的。”

“诡异。”这是我的第一反应。

“有件事我真不想告诉你。媒体不断打电话询问嘉莉·格雷滕的案子，显然有人走漏了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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