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前后，大多数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周恩来、贺龙、谭平山、刘伯承、郭沫若、恽代英、林伯渠等都通过香港来到上海。中央要在上海开紧急会议，发信要周恩来于11月7日前赶到上海。

11月上旬，周恩来身体康复，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范桂霞和杨石魂，从九龙乘船来到上海。

11月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瞿秋白的主持下和国际代表罗明那兹的指导下进行。根据罗明那兹的提议，通过了《政治纪律决议案》，在组织上实行惩办主义的政策。指责南昌起义的前敌委员会执行的是“机会主义的旧政策”，给了周恩来为书记的前委全体成员“警告”处分。但周恩来的才干已得到人们的公认，在会上又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

革命史上这种既“警告”又提升的例子真是绝无仅有。

贺龙是总指挥，国民党政府专门发出通缉令，悬赏10万大洋捉拿他。这样，贺龙比别人的处境更困难了。他时常一晚上换8个地方。党派人找他，也是一个晚上跑8个地方，有时刚打听到住址，去时贺龙已经走了。几经周折找到贺龙后，中央安排他与周逸群、廖乾吾住在一起，不久，迁往霞飞路泰辰里70号，化名王国珍。和他同住在一栋楼里的是在中央军委工作的颜昌颐。周恩来专门派秦光远回武汉，寻找贺龙的家眷。南昌起义前夕，贺龙的家眷来不及疏散，只好留在汉口。起义后，唐生智搜捕共产党，查封了第二十军留守处，查抄了在鲍罗廷公馆里的贺龙私人住房。眷属们闻风而逃，不知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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