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政府和人民危害甚大，当年林则徐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痛陈：如不禁绝鸦片，“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但在腐败的清王朝，禁烟运动最终失败，鸦片烟毒在中国广为流传，成为一大公害。

四川是鸦片的重灾区。到20世纪20年代，鸦片在四川的种植和吸食已发展到惊人的地步。1932年，四川鸦片种植面积已达八百万亩，以亩产五十两鸦片计算，年产量在四万万两以上。地处川北的通南巴是鸦片种植最为集中的地方，鸦片种植面积约占耕地的百分之三四十，而且都是土壤肥沃的好地。“穷乡僻壤，罂花遍地，纵目田畴，已成黑土。”“十室之邑，必有烟馆，三人之行，必有瘾者。”鸦片种植面积大，造成鸦片吸食人群广。川北吸食鸦片的农民遍及千家万户。据当地党史资料记载，1932年红军进驻通、南、巴后，当地的成年男子吸鸦片者占百分之九十以上，成年妇女吸鸦片者占百分之七十以上，连十二三岁的孩子也有不少染上烟毒。

据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调查，江口县得胜场镇有一百三十户人家共四百五十人，不会吸毒者仅有六人。巴中县化成一个区就有瘾者五千七百六十五人，占成年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以上。由于吸食者众多，四川各地烟馆林立，巴中西街成了清一色的烟市，断垭场二十七家人，就有十八家开烟馆。通江县城约有一千户人家，开鸦片烟馆的有两百多家。鸦片甚至成了代替金钱的流通物，四川的巨商大贾大肆囤积以资牟利。鸦片甚至成为敬神的供品，许多庙宇里的泥胎菩萨嘴上都被涂上鸦片烟。军阀借此大收烟捐，横征暴敛。据当时《大公报》报道：“田颂尧防区一年征税捐十至二十次，其中烟捐最重，1932年已预征到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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