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元月—2月，香港—汉口—南京—北平）

黄启汉于1949年元月14日乘班船离开香港，15日到达广州，然后乘车北上赴汉口去找白崇禧。他和李济深谈话后，又看了李济深写在白绫条子上给白崇禧的密信，心里很兴奋。信中李任公用了“不应再有所徘徊观望之余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及效法“先哲蔡松坡”这样的句子。蔡松坡就是蔡锷，当年曾在云南起兵反袁（世凯）。他揣摩任公的意思是劝白崇禧将广西的军队集中于武汉一带，宣布反蒋起义。他觉得事关重大，任公的一席话使他产生了一种庄严的使命感。他和李任公告别后，一面收拾行装和办理一些在港业务结束手续，一面去函给白崇禧，告知白他有要事将要在武汉相见。正在这时，黄绍竑忽然到了香港要找李任公，而李任公已经离港北上。本来大家都是桂系的熟人，黄绍竑表现很失望，但黄并没有告诉他此行来港找李济深的目的。他也不告诉黄关于李写信要他带给白崇禧的事情。

元月中旬，他得到白崇禧复信表示欢迎他去汉口。他即刻动身离港。这时是数九寒天，乘船在甲板上受了风。在旅途中，感冒渐渐加重；他觉得事情重要，不敢在广州歇养。在车过衡阳的时候，他碰见李任仁从桂林过来，也是转车去汉口，并说是应白崇禧的电召去商量要事的。他知道李任仁在桂系中是以开明著称并接近共产党，因而他相信李任仁是赞同李济深之主张的，所以他悄悄地将李济深写给白崇禧的密信也让李任仁看了。李任仁看了后，感慨地说了一句话：“现在历史已经到了转折性的关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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