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的春天还迟迟没有到来。整个重庆仍然沉浸在时浓时淡、虚无缥缈的雾霭之中，即使是晴天，太阳也总是那么温吞吞的，没有光焰，没有温暖。不过，对这个饱受轰炸之苦的城市而言，雾季的到来却成了一种福音，因为没有轰炸，它暂时得到了喘息。

上午时分，朝天门码头被大雾所笼罩，一切都很朦胧。

一艘客轮刚刚靠岸，旅客们下了船登上高高的石阶。从武汉到达重庆的孙翔英下船后，提着一个不大的皮箱，走上了石阶。她走了几步，再回头望去的时候，却几乎看不见江面，看不见那艘她刚刚离开的客轮了。孙翔英穿着一件厚厚的深蓝色棉袍，白色的围巾紧紧围住脖子。刘海下面，那双漂亮的眼睛充满疲惫。《新华日报》从武汉撤退之后，孙翔英继续留在武汉从事占领区的地下工作。现在，根据南方局的指示，她被调到了重庆。

走上阶梯后，孙翔英很快就找到了一辆黄包车。坐着黄包车从已经满是战争痕迹的街道上驶过，看着破败的街道和房屋，她被深深地震惊了。就在黄包车旁边，一大片断壁残垣前面，几个衣衫褴褛的老人慢慢吞吞地在废墟和垃圾中寻觅着。他们的脸色是那样的枯黄和阴沉，似乎漂浮在他们上方的雾气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他们压倒。黄包车已经走出很远，孙翔英都还在回头看着。终于忍不住了，她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黄包车夫说：真不知道重庆已经被炸成了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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