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云帆

《俘获者》是记录，不是分析；记录的是失败后狼狈的德隆，不是倒塌前光鲜的德隆；记录的是一群俘获者，不是一个。

一、用政经视野观察企业

在调查德隆之前，尽管作为《21世纪经济报道》这张财经报纸的一线记者，还真是很少有机会如此深入一家大型企业内部，比较系统地剖析。此前，我甚至对资本市场也不甚了了，因为我一直是一名政经记者。

不过所谓“政经”，本身是个怪诞的词汇，是中国媒体的一个“自主创新”，因为你很难找到与之对应的英文单词——既非纯粹的时政报道，也非纯粹的经济研究。

所以，我个人的关注重点一直落在一个夹缝里，即与经济相关的制度变迁报道，我喜欢研究各种社会运行体系的制度设计和现实路径。

在日常报道中，我的着力点在于政府、政策与真实经济力量的消涨，其中对国资、民资、外资三种资本形态这十年来在中国大地上的变化与比较是一个重点。

与最近几年国资委成立后，国企的重新强势回归不同，在我最开始接触经济新闻的那几年里，正是国企普遍困顿羸弱，民企蓬勃兴起的阶段。在地域上，我又比较贴近中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浙江省，所以那时的我对中国经济自下而上的生长力量的关注一直要多于自上而下的那股力量。

但是，我后来发现做得越大的民企，发展空间往往变得越狭窄，很少有民企能成功跃过从做大到做强这一步。其实，就中国民营经济的代表省份浙江来讲，也是一样。就在16大把浙江现象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提炼出来的同时，它也无可规避地步入了自己的升级困境阶段。为此我曾在《21世纪经济报道》作过一组10篇的“新浙江”调查，结论是中国渐进式改革决定了这个过程，经济改革先行已急需推进到综合改革——决定浙江下一步创新能力的接力棒已经从民间交还给了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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