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多次言及，“在1957年以后的10年中，我的治学生涯，是在复杂矛盾的心情下度过的”。

这种复杂和矛盾所带来的痛苦，是后来者很难感同身受的，它意味着，一代天资卓越、精力旺盛的年轻人，压抑住内心所有的怀疑，以空前的热情去构筑和论证一系列日后被证明是完全荒谬的思想体系。而更可悲的是，在他们的生命进入中年或晚年之后，又不得不转身，以更大的道德勇气和理论武器，对那个他们亲自参与构筑的、无比顽固的体系进行毁灭性的推倒。

吴敬琏就是其中的一个人，这也是那一代经济学家的所有悲怆性所在。

进入1957年之后，吴敬琏屏蔽了全部的疑惑，开始投入到对计划经济理论的全面论证之中。他很快成了同时代的青年经济学者中较具理论深度的人之一，而他试图批判和辩驳的“反动对象”，则是他日后最为景仰的两位前辈师友。

1957年，随着狄超白的“靠边站”，经济研究所来了新所长，他便是老资格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孙冶方（原名薛萼果，1908~1983年）。这是一个1924年就入党的老党员，建国初期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部长。在就孙冶方进所前后，他的一位老同事、老朋友顾准也来到经济所当研究员。他是一个瘦高个、带一副深度黑框眼镜的上海人，早年曾是上海滩很出名的会计学专家，编写过《银行会计》一书，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前曾任中共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党团书记、江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山东财政厅厅长等职，上海解放后，被委任为第一任上海市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兼上海市财政局和税务局局长。在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中，他因为“不听话”和与中央政策不一致而遭撤职。顾准到经济所后，孙冶方安排他当财经组，也就是吴敬琏所在组的组长，不过据吴的回忆，当时的顾准只顾自己埋头读书搞研究，几乎不管组员。在青年人眼里，这是一个已经在政治上落伍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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