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的生命只与两个字有关——“救国”。

80年间，他的“救国”主题有过3次转折：20岁前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科学技术迷”，信仰的是“科学救国”和“产业救国”；35岁前，他相信“革命救国”，认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将让自己的国家摆脱贫困，变得无比强大，“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60岁前，他信奉“经济体制救国”，坚信市场经济将是中国变革的终极目标；而此后的他发现，唯有建立民主法治的社会体制才可能完成现代化的目标，他成了“法治救国”的倡导者。

即便在晚年的忧虑与不安之中，吴敬琏也没有失去他本质上的那种满腔希望。

从顾准、孙冶方到吴敬琏一代，他们深受唯物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的熏陶。“受难者”顾准在读书笔记中写道：“我相信，人可以自己解决真善美的全部问题，哪一个问题的解决，也不需乞灵于上帝。”他因此进而说，“历史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既然如此，那么，人们就必须拒绝任何形式的先验论，必须承认任何一种社会或经济模式的演进，是多种因素——包括必然和偶然——综合作用的产物。顾准的这种思想也同样影响了吴敬琏，使他在认识论上确信人类具有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相信民众以及一个国家能够摆脱迷茫，最终选择理性和趋优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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