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变法所造成的负面效应也是显著的。

自实体产业及流通被国家专控之后，“文景之治”所形成的民间经济大繁荣的格局被彻底扼杀，汉朝再难出现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记载的那种大商巨贾，商品经济从此趋于衰竭。

算缗令及告缗令的实行，更是导致了两个后果：

第一，社会财富被强迫“清零”，中产阶层集体破产，工商动力丧失；

第二，更严重的是，政府在这场运动中几近“无赖”，对民间毫无契约精神，实质是政府信用的一次严重透支，从而造成社会财富观念的空前激荡，民众的储蓄和投资意识从此锐减，据《史记·平准书》记载：“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民众有好看的衣服马上就穿，好吃的马上吃掉，不再愿意储蓄投资。” 其历史性后果耐人寻味。

而国营事业在“办大事”的同时，也体现出了与生俱来的劣质效率。各地铁官监造出来的民用铁器质量低劣，而且非常昂贵，还强令民众购买，导致怨声载道。

在知识界，武帝的改革遇到了众多反对者，其中最为激烈的，包括当世最著名的两个知识分子--大儒董仲舒和《史记》作者司马迁。董仲舒是汉代儒学的奠基人物，他明确地反对国营化政策，认为应该使“盐铁皆归于民”，他还提出享受政府俸禄的官员和贵族应该退出商界，不应该与民争利。司马迁的经济观点与董仲舒近似，相对的，他对商人阶层给予了更多的同情和认可，称那些大商人是“当世千里之中，贤人所以富者”，有不少史家甚至认定《平准书》和《货殖列传》实际上是司马迁为了反对官营工商业政策而写的两篇专题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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