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经济学倡导“小政府，大社会”，唐朝似乎是一个古代版本。

李渊开国之后，把一切山泽税、盐税统统废罢，之前由国家专营的盐、铁、酒等产业全数放纵民众自主经营。在农业税方面，唐代的税收是取五十分之一，远低于西汉的二十分之一，徭役则是每年二十天，也比前朝要少。公元626年，李世民即位后，当月就颁布诏令，把潼关以东的关卡全部停废，以让货物自由流通。有唐一代，还停止了商税的课征。中国古代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唐宋两朝对商品交易的征税一直非常少，唐朝全免，宋朝征收过税和住税两种，税率分别为2%和3%，这一方面造成商品流通的空前繁荣，培养了国民的贸易精神，另一方面使得政府收人完全依赖于农业税和专营收人。

中国很多朝代在开国之初，实行的都是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可是随着时日推衍，各种赋税便叠床累架地增加起来，人们归之于统治者的贪婪或挥霍。其实，根本原因是行政成本的增加，最刚性者，一为养官成本，二为养兵成本，是为“吏政之患”和“兵政之患“。唐朝的宽松政策持续了120余年，与李世民在这两项的制度创新有关。

唐朝的中央政府实行六部制，比汉朝的十三曹整整少了七个部门，是一次很大的部门精简。李世民用官非常之少，贞观年间，中央机构中的文武官员最少时只有643人，全国仅7000余人，这应该是历朝人数最少的政府了。据明末学者朱国桢的统计，有唐一代需财政负担的官员总数最多时约为1.8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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