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入清，治国者由满替汉，老百姓留起了辫子，可是治理逻辑则一以贯之，政治上愈来愈趋专制保守，经济上愈来愈趋官商专营，对外“铁桶阵”，对内散沙化，社会进步全然丧失动力。金观涛和刘靑峰发明了两个词汇形容这一时期的中国——“超稳定结构”与“高水平停滞”，他们分别绘制了中国与西方的“科学技术水平累加增长曲线”，从这两张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到了15此纪之后，中国的增长曲线呈现长波段的水平停滞状态，而西方则进入爆发性增长阶段。他们因此得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无论对于中国还是西方来说，科学技术结构和社会结构之间都存在着适应性。也就是说，制度大于技术，中国的经济和科技落后首先体现在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的不思进取。

大清帝国前后延续了268年，其中，从1661年到1799年，凡138年，被称为“康乾盛世”。盛世的标志有三：一是人口的迅猛增长，由建国时约1亿增长到3亿；二是中央财政日渐丰腴，康熙去世时，国库盈余有800万两白银，雍正留下了2400万两，乾隆留下了7000万两；三是百年太平使得民间生活安逸，商人阶层由俭入奢，工商繁荣。在国史上，若以时间计算“康乾盛世”仅次于“贞观——开元盛世”。

然而在社会进步的意义上，“康乾盛世”其实是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下的周期性复苏，中国社会仍然在超稳定的状态下平铺式地演进，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上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突破。如果站在人类发展史的角度上，我们更会发现，这所谓的“盛世”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讽剌。在西方史上，17世纪是一个智力大爆发的时代，欧洲的思想家们在天文学、物理学、数学、社会学、哲学等多个领域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并集体奠定了现代科学殿堂的基石。有人统计了全球最重要的369个科技成就，竟然有38%出现在欧洲宗教革命之初（1553年）到法国大革命初期（1789年）这段时间，比重之大，令人吃惊。正是在科技力的驱动下，欧美列国相继实现了对中国的超越，从1700年到1820年，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72%，欧洲为14%，全世界的平均增长率为6%，而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直是零增长。到19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的经济总量仍然为全球第一，可是经济总量的增加全部来自于人口倍增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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