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制度如同胚胎，一且形成便会惯性生长，具有自我实现的能力，若没有良好的制衡性机制，其最终的形态甚至会超出设计者的初衷和预期。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中国正陷入这样的制度惯性之中，缺乏地方政府和民间势力制衡的中央集权日渐对经济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与自由资本构成竞争和压抑后者的格局，尤为独特的是，这是一个不自觉的过程。

2002年10月，中共召开“十六大”，大会报告中描绘了未来中国经济的成长模式，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由此可见，在内需和外贸两头旺盛的景象下，高效率的集约化改造是市场竞争的必然。

可是，十年之后来看，这条新兴工业化道路并没有呈现出来，原因正在于：

第一，持续的城市化运动使得高能耗的重型化投资仍然有巨大的利益空间；

第二，居于产业上游的国有企业因垄断而坐享其利，根本没有提高科技投入的积极性，而居于产业中游和下游的民间资本则受困于产业和金融管制，无法发挥其积极性。

民营资本遭受排挤的景象，从2003年年底就开始出现了。当时，面对发生在能源领域的投资热潮，国务院下达《关于制止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行业盲目投资若干规定的通知》，并组织来自审计署、发改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农业部、商务部、人民银行等部门的人员，组成8个督査组分赴各地清查。清查重点便是那些进入三大行业、“盲目投资”的民营企业。其中遭到高调处理的是江苏常州的铁本钢铁公司，温家宝总理亲自飞抵苏州督战，九个部委组成专项检查组赶赴常州对铁本进行全面检查，认定了“越权分拆审批、违规征地拆迁、骗取银行信贷、违反审贷规定、大量偷税漏税”五大罪状，将之定性为“一起典型的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严重失职违规、企业涉嫌违法犯罪的重大案件”，铁本董事长戴国芳被捕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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