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祏之陨”。

——曾国藩1869年

公元1869年7月7日，同治八年农历五月二十八日深夜，保定府直隶总督衙门的后花园。清帝国声望最隆、权势最熏的汉人大臣曾国藩与他的门客赵烈文秉烛夜谈，困坐愁城。

在过去的十六年里，曾国藩靠团练湘军起家，清剿了南方的太平天国（1851－1864）暴乱，将一个看上去即将覆灭的帝国重新拉回到了正常的轨道上，甚至还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同治中兴”。去年，他由两江总督调任更为重要的直隶总督，可谓圣眷正隆。但是，进入中央枢纽之后，他才真正意识到国家的颓败远远超过自己原来的预料，根烂叶败，国政匡废，朝中根本没有可以力挽狂澜之人。他对赵烈文说，当今之世已是“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祏之陨”。

19世纪中后期的中国，到处充满了帝国斜阳的忧伤。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里，尽管它也时常被战争、饥荒、瘟疫和暴政所困扰，不过，却始终有着一份与生俱来的从容，辽阔的疆域、强大的文化凝聚力让它具备了一种独特的自我愈合能力，它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的恐慌、破败和孤立。1839年，两广总督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次年，英国舰队攻击广州，爆发第一次鸦片战争，清军溃败。中英开战之时，国人对英人了解之偏缺让人咋舌，中方主将林则徐认定英国士兵的膝盖是不会弯曲的，因此只长于海战，一登岸来就“一仆不能复起”，任人宰割。他在1839年9月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写道，“夷兵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林大人已是举国最“开化”的官员，以此“知彼”，焉能不败。1842年8月，中英《南京条约》在一艘叫做“皋华丽号”的英舰上签署，清廷割让香港、开放通商口岸并赔偿巨款。从这个原本称为“万年条约”的不平等条约开始，中国步入了屈辱的一百年。在一个陌生的、冉冉升起的外域文明面前，一向自大的帝国突然变得无比的惊惶和不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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