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月20日，瘦瘦高高、25岁的哈佛大学研究生费正清乘汽轮到了上海吴淞口码头，他原本打算在这里与新娘费慰梅举办一场东方式的婚礼，谁知道一周后爆发了“一·二八”战事，他仓皇逃到北京，婚礼的规模要比他预想中的小但充满了更多的神秘气氛。他在日记中记载道，“我带着新娘沿着皇宫的路回家，乘车穿过宫殿的大门，黄昏时抵达我们居住的胡同，在烛光下，我们甜美而亲密地吃西餐，屋外传来中国人举办婚礼的笛声和铜锣声。”就在这样的文化交错中，费正清开始了他命中注定的“中国式人生。”

新婚后的费正清在中国断断续续呆了七年，他去了许多地方，结识了很多一流的中国学者，他最喜欢的朋友是梁启超的公子梁思成和他美丽无比的妻子林徽因，跟记者斯诺和政治家司徒雷登不同，学究气很重的费正清不喜欢轻易的“站边”，他只想用自己的眼睛来看中国。一开始他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悲观和怀疑，他甚至认为，如果日本扩大侵略，“农民将会默默地欢迎他们，因为农民的处境不会比现在更坏。”但是，四年后，他渐渐改变了这些观点。

在抗战的相当时间里，他主持美国国务院的北京新闻处工作，向罗斯福总统汇报中国动态并提出建议是他最重要的工作，在这些后来公开的信函中，费正清一直在梳理自己对中国的观察，在一开始，他认为中国是美国价值观与其他价值观冲突的战场，因而文化上的改造是最重要的课题，几年后，他意识到科学与民主的推广似乎更为迫切，当他接触到一些左翼人士后，他又认为那些能够解决土地和农民问题的、受过西方知识分子教育的中国人才是中国未来的领导者。这都是一些交错在一起的问题，它们从20世纪初就开始呈现在所有关心中国问题的人的眼前，一百年来，交织往返、缠缠绵绵，从来以一种混沌的姿态向前寸进。费正清用一个外人的眼睛，时而看得清醒，时而看得模糊，不过由于没有参杂过多的情感因素，便比绝大多数的中国人要真实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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