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在二届四次全国人大会上（1963年）向世界庄严宣布：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而作为发现大庆油田的主要组织者与领导者的黄汲清，此时连话都不敢说，其实是不能说。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科学史上，真正称得上使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有两大事件。一是“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一是大庆油田的发现。前者的功臣，我们可以清晰地列出聂荣臻、钱学森、王涂昌、邓稼先等一串英名，这些都是我们熟识而又无可争辩的人物。但是关于大庆油田的发现，包括笔者在内的绝大多数人过去只知道一个李四光。其实，这是一个天大的谬误。从1959年9月26日，地质队员和石油工人在松辽盆地松基3号打出第一口自喷工业油井至今，给共和国命脉输送了源源不断血液的大庆油田，它一直以骄傲和响亮的名字，在世间光耀了整整三十五个年头。然而，那个真正用自己的科学理论和亲手在松辽盆地布下那决定性的普査与勘探钻井任务的科学大师，却被历史与人为的因素而淹没了三十五年，直到临终前的八十天，他才被中外新闻界和科技界，将那顶中国石油之父的桂冠戴在了头上。

1995年1月12日，当他与两弹之父钱学森、王淦昌和光学大师王大珩一起，从李鹏总理手中接过那份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证书和一百万港币奖金时，我正在与新闻界和文学界的朋友开一个会，当时有好几个人听说我与大师是在同一个部门，便惊诧而好竒地问我那第一个上台领奖的瘦老头是干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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