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里，杨度忙于应付东京留学生界的各种集会，报告回国联络湖南绅商以及游说张之洞的过程，常常博得青年学子们的阵阵掌声。杨度很得意，因此而对宪政的研究投入更大的热情。他日以继夜地研读西方著名学者有关著作，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鸡的《万法精理》，约翰·穆勒的《自由原论》，斯宾塞的《代议政体》，赫肯黎的《天演论》以及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等等。他将西人的论述与中国的现状加以比较分析，废寝忘食地潜心思考摸索，试图为自己的国家选择一个最佳的国体政体，制定一套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宪法律令。他常常感到十分疲倦十分困顿，但一旦想起自己是在做萧何、陈平、俾斯麦、伊藤博文的事业时，便会立即精神振奋。偶尔他也会记起静竹送他的那截拜砖，想起妙严公主的故事，情绪更会受到鼓舞。

慢慢地，一张较为清晰的蓝图出现在他的脑际。他认为时处今日，救中国的惟一办法，在于创建一个对人民负责任的政府，而创建这个责任政府的关键，又在于建立国会和责任内阁；建立责任内阁的基础是国内应有成熟的政党，像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英国的工党和保守党那样，只是中国目前尚无此等政党。山堂会党虽然很多，但统统都是愚昧落后的团体，没有系统明确的政治主张和严格缜密的组织纪律。黄兴、刘揆一的华兴会虽然略具政党雏形，但起义没有发动，在政治上毫无影响，也不具备执政的条件。然而时不我待，不能等有了完全合格的政党再来谈责任内阁。为此，杨度很费了一些思索。后来，他设想了一个过渡的办法，即先建不党内阁，也就是说内阁中的总理大臣及各部大臣皆为官吏而非政党中人。此阶段可称之为幼稚立宪国之政府。进而再实行半党内阁，即内阁的总理大臣及各部大臣由政党和官僚杂组而成。此阶段可称之为过渡立宪国之政府。再进而实行政党内阁，即由议会中获多数票之政党组成内阁，总理大臣为该党党魁，各部大臣均为该党成员。此阶段才是完全的立宪政府，即真正的责任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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