嗣圣元年（684年）春，即位两个月的唐中宗李显，欲以自己的岳父韦元贞为宰相，引起当时的宰相裴炎的反对，中宗皇帝大怒：“别说是宰相，我就是把天下给韦元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裴炎立即将这话转告武则天。转天，武则天就把她的儿子唐中宗废为庐陵王。在这一事件中，武则天动用了一批大内卫士对皇宫进行戒严，但后来并未赏赐这些人。有一天，这批卫士当中的十多人去酒馆饮酒，有一人抱怨道：“早知今日无功赏，还不如继续扶庐陵王为帝。”说罢，大家继续喝酒，但没注意有一人悄悄离席，将那话禀告武则天。这拨人的酒局还没散，逮捕的人就冲进来。告密者被授予五品官，他的那些同伴全部被处决。

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告密之风刮起于大唐帝国的版图内。

按女皇指示，人人都有告密的权利！普通百姓如发现州郡长官有不利于女皇的可疑举动，可越级直接到首都禀报。被认为属实后，当即封官。到垂拱元年，这种告密渐渐演化为“罗织”。也就是说，为谋取官位，一大批人以专门编造他人莫须有的罪名为职业。举个例子，当时有侍御史叫侯思止，被封官前只是个卖烧饼的。因告密成功，当上五品官。在这种背景下，整个帝国的居民和大臣，不是告密的，就是被告的，人人自危。

被告者需要受审讯，从而诞生了一批以使用刑罚狠毒著称的酷吏。这批酷吏以诬陷他人为乐，并发明了一批极端残忍的刑罚：“突地吼”、“凤晒翅”、“铁笼头”、“驴驹拔橛”、“犊子悬车”、“仙人献果”、“玉女登梯”、“猕猴钻火”……这些酷刑无需解释，可去想象。面对上述酷刑，人们往往屈打成招。在这批酷吏中，最著名的有我们熟悉的周兴、来俊臣、索元礼，还有王旭、李嵩、李全交、王弘义、侯思止、朱南山、万国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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