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争论整整持续了半年之久，才使朝廷渐渐倾向了左宗棠的论断：“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两者并重。”

朝廷给左宗棠下旨态度鲜明地指出：“左宗棠奏海防、塞防实在情形，并遵旨密陈各折片，览奏均悉，所称关外应先规复乌鲁木齐，而南之巴、哈两城，北之塔城，均应增置重兵，以张犄角。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大有所妨。所见甚是。至海防之饷，据称始事所需与经常所需无待别筹。综计各省设防，事属经始，需款较巨。若仅将购船、雇船之费备用，短缺尚多。此则宵旰焦思，而尚待与各省疆臣共相经画者也。”

军机处同日又下给李鸿章廷寄一道，让他会同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李宗义、福建巡抚丁日昌、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等人，筹划加强海防之事。

李鸿章接到军机处的廷寄，未置一言，许久叹息了一句：“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两者并重。如此一来，只怕一样也办不好，只能大举外借洋债了！”李鸿章说这话时，时令正交十一月，天气正一天天地变冷，总督衙门的各办事房已经摆上了炭火。

借洋债付重息，是李鸿章倡办洋务以来最感头痛的事。尽管在大借洋债创办洋务的过程中，他捞到的好处让许多王公大臣为之眼红，但他仍想把洋债的数额压到最低点。他提出的将塞防之饷移于海防，主要也是出于节饷的目的，其他倒在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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