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号楼，结核科大楼，战后与莫洛伊退役军人医院的其他科室隔开已有五年之久了。它离六号楼，截瘫科大楼，不过五十码——它们面向同一根旗杆，同处于当风的长岛平原之上——可自从1948年夏天以来，它们之间再没了邻里间的往来，那年夏天，截瘫病人们递交请愿书，要求肺结核病人待在他们自己的草坪上。当时让结核病人们怨恨不已（“那些截瘫畜牲们以为他们拥有他妈的这地方”），可这早就无关紧要了；甚至连七号楼里的人没有戴消毒纸口罩便不得去医院小卖部也无所谓。

谁在乎？毕竟，七号楼与众不同。这些年来，它的三个黄色病房里的一百多病号，几乎全从这地方出逃过一两次，而且一旦他们的X光片变干净，或能经过各种手术康复，他们全都希望能再次逃离，永远不要回来；同时，他们也没有把这里当成家或把这里的生活当成一种生活，准确地说，只是把这里当作水恒的监狱，隔段时间可以去“外面”一趟。他们像犯人一般，把医院以外的世界叫做“外面”。还有：由于他们的病并非作战负伤所致，他们从来没把自己当成“退伍军人”（也许圣诞节时除外，那时每人能收到汕印的总统问候信，连同《美国纽约日报》赠送的一张五美元钞票），因此也没觉得自己和伤残军人有什么真正联系。

七号楼是个独立的世界。每天它都在自己的美德与恶习之间进行着选择，是待在床上，还足午夜时掷骰子赌博、开小差、通过两个公共厕所的消防门偷带啤酒和威士忌进来。这里上演着他们自己的喜剧——比如，某晚斯奈德用一把水枪把值班护士追进了透视间，或者一品脱波旁酒从老福雷的浴袍里滑落，正砸碎在瑞斯尼克医生的脚下；这里偶尔也上演自己的悲剧——杰克·弗克斯坐在床上说：“看在老天面上，打开窗户，”说完大声咳嗽，引发反常的大出血，十分钟内要了他的命，还有些时候，一年中有那么两三次，某人坐着轮椅给推去动手术，他笑着，冲那些朝他喊“保重”、“祝你好运，伙计！”的人挥手，却再也没回来。可是大多数时候，无聊吞噬了这个世界，这里的人们或坐或躺在舒洁面巾纸和痰盂之间，淹没于整日开着的收音机噪声里。新年除夕的那个下午C病房里就是这样，只不过收音机的声音给小不点科瓦克斯的笑声盖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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