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和穷，仕和隐，一直是困扰古代知识分子的矛盾问题。他们的最高理想是“功成身退”，“功成不受赏，长揖归田庐”（左思《咏史》），“愿一佐明主，功成返旧林”（李白《留别王司马》）。

但是这种想法并不是很现实的，更多的，是命运多舛，仕途不畅。灰心丧气之余，转而卜居田园，啸傲山水。晋、宋时期的陶渊明、谢灵运如此，唐代的许多诗人也如此。因此，也就有了许多田园山水诗的产生。

盛唐人的归隐，与陶渊明已经有很大不同。陶渊明是真隐不仕了，而唐人的隐，多多少少有一点想走以隐求仕的“终南捷径”，这一点，连李白都未能免俗。

盛唐人的归田园，也与陶渊明有很大不同。他们往往都是大庄园主，没有如陶渊明那样身杂老农间，亲身参加劳动的经历，所以他们的“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孟浩然《过故人庄》）和陶渊明的“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陶渊明《归园田居》），完全是两回事。陶渊明的田园诗，是对田园生活的描写；唐代诗人的田园诗，更多的是对田园风光的赞叹。陶渊明笔下的田园生活，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唐代诗人笔下的田园生活，更多的是旁观者的感受。

唐人山水诗也与谢灵运不同。谢灵运虽然性爱山水，但是牢骚太盛，以这样的心情去写山水诗，难免不够冲淡平和。白居易《读谢灵运诗》说他“壮志郁不用，须有所泄处。泄为山水诗，逸韵皆奇趣……岂惟玩景物，亦欲抒心素。”，是很准确的。唐代山水诗人虽然也有人生不如意处，但要平和得多。尤其是多以禅理禅趣入诗，更有一种空灵缥缈的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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