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在中国台湾地区曾开展过一次大规模的研究，目的是调查哪些因素和人们对避孕工具的使用有关。一个由社会学家和内科医生组成的大型研究团队收集了有关环境和行为变量方面的大量数据。研究者比较感兴趣的是，哪种变量能够最准确地预测避孕方法。数据收集上来之后，研究者发现，有一个变量和使用避孕工具的相关最强，这就是：家庭中家用电器（烤箱、风扇等等）的数量（Li, 1975）。

这个结果恐怕不会促使你提出这样的建议：在高中发放免费的烤箱以解决青少年的怀孕问题。但是，你为何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呢？电器和避孕工具使用之间的相关性很高，在众多被测量的变量中，这个变量是唯一最准确的预测因子。我希望你的回答会是：问题关键在于这两个变量间关系的“性质”而非“强度”。开展“免费烤箱计划”预示着这样一种观念：烤箱导致人们使用避孕工具。而实际上我们会将这种建议视为一种荒唐的方案，至少在上面所举的这个显而易见的例子中，我们会认识到，这两个变量可能有相关，但不是因果关系。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猜想，这种关系之所以存在，是因为“避孕工具的使用”和“家庭中家用电器的数量”这两个变量通过与这两种变量都相关的其他变量联系起来。教育可能会是中介变量之一。我们知道，教育水平与避孕工具使用和社会经济地位都有关系。现在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这样一个事实：经济水平高的家庭会拥有更多的家用电器，我们都会有这样的联想。当然，其他的变量也可能会在二者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但是，无论“家用电器的数量”和“避孕工具使用”之间的相关有多么强，这种关系都不能说明它们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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