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一个非常专制的时代，皇帝自己做自己的宰相，他的宰相们不过是做秘书的工作而已。最初的宰相是内阁大学士，这些人担任的工作和明朝内阁大学士是一样的，地位相当高，也有一定的职权。雍正以后，设立了军机处，等于完全是内廷的秘书处。军机处有五六个军机大臣，没有一个人可以作主决定大事，一切都是集体的决定，都集体向皇帝禀报。在这种制度下，不可能有一个真正突出的贤臣，能以宰相的身份对国家的事务作出有重大影响的决定。直到清朝晚期，才有权力较大的单位，也就是军机处之外的新设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一个管对外事务交涉的官员的权力较大。总理衙门的决定对国家的未来，也有很大的影响。这个官员可说相当于前面几个朝代的宰相的位置了，可是他也不过是军机大臣的首席，或是军机大臣之中重要的人物而已。我们常讲的曾国藩，事实上也不是真正的宰相，他的主要精力并不是花在宰相职务上。他一生最大的功业是在与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指挥作战时所做的。后来他参与了中央政事，时间也并不长，贡献则以外交方面为多。曾国藩值得称道的工作，正如李鸿章的情形一样，都是在外担任封疆大臣时的事业，他们对后世有相当重大的影响。

清代的经济制度

在说到曾国藩跟李鸿章的功劳之前，我们必须先谈一下当时中国的经济制度及经济体的结构。从汉代开始，中国的经济制度无疑是以农业力主。当时政府能够动用的资源，一个是来自土地的税收，一个是人头税。汉代的老百姓要为政府贡献若干的劳力服务，当不做劳力服务的时候，他们要付税代役，称算钱与更赋。即使到了三国以后，租庸调的制度，一样是地租与劳役服务。所以中国自古以来，政府征税的对象，基本上是以农业人口为主。当然，商业也要课税。汉朝初年时工商业相当发达。汉武帝时，征取相当高的市场税与财产税，而且严格惩罚逃税，对工商业造成严重的打击，工商业从此一蹶不振，中国的生产事业自此就转入农舍的手工业。农舍手工业是依附着农业的经济体，并不是农业生产本身。这一部分农业生产闲暇时间所从事的生产工作，倒并不是政府征收税的主要对象，因此作坊工业和一般商业在中国税收项目里并不是主要项目，政府也并不是很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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