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寻找一个不仅敢想而且敢干的人,何应钦注意起戴笠手下的郑介民来,此人安排了刺杀当时正在与日本人谈判的湖南军阀张敬尧。当时蒋介石的代表即将与日本人进行谈判,除掉张敬尧可能起到了防止其他潜在的汉奸破坏谈判的作用,至少干国勋是这么认为的。他后来说这一处决“引起了燕、赵豪杰人人奋发,原充满封建享乐之华北社会,气象一新,所有汉奸如王克敏、王揖唐、鲍文越等皆畏缩藏匿,不敢蠢动,而段祺瑞、吴佩孚具有代表性之北洋人物,亦皆顺应舆情倾诚中央”。
蒋介石的谈判总代表是他的高级顾问、前上海市市长和外交部部长黄郛。黄郛在1908年是蒋介石在东京军事预备学校(Shimbu Gakko)的同学(阎锡山也是)。虽然黄已经退出公共生活,但在1932年他又恢复了政治要职。鉴于对日战争引起的全国危机,他回到了上海并创立了新华重建社,该社还出版《复兴月刊》。1933年3月,他被命名为北平政治事务委员会主席,并受蒋介石指派参与不得人心的与日本人的谈判。
与此同时,日本人加强了他们对热河的占领,并继续进攻察哈尔。冯玉祥决定从他退休的张家口出来,通过发动抵抗运动来争取国家领导权。1933年5月26日,冯玉祥宣布成立“民众抗日同盟军”,并开始召集军队。五天后,5月31日,黄郛总算与日本人谈成了停火。但公众舆论似乎更支持冯玉祥,塘沽协议被称为卖国,黄郛被斥为亲日的“汉奸”。然而,此刻的关键是军事力量,而非公共舆论。当何应钦在北平——绥原铁路南集合部队时,黄郛和宋哲元(他的部队控制了河北的东部)在1933年8月“说服”了冯玉祥解散他的“民众抗日同盟军”。同时,为了使何应钦分散其力量,冯玉祥把察哈尔的军政大权交给了宋哲元,自己回到自己在山东泰山的别墅,于是宋哲元成了河北察哈尔地区的政治领导人。他在1935年5月签署何梅协定时,是平津卫戍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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