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工组织，尤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上海，是一个大杂烩。他们中有律师、教授、银行职员、记者、无业流氓，甚至有帮会头目们。其中许多人参加特工组织是因为家庭的关系。如我们所见的沈醉，1932年他刚从浙江乡下出来，与秘密特工挂上钩是通过他姐夫、上海站成员余乐醒。其他人跟沈醉差不多地幼稚，由他们组成的小型而非正式的特务队伍往往敌不过老练而机智的共产党对手们：他们受像周恩来这类干部的领导，能轻而易举地击败这些持枪行凶的年轻人。的确，尽管秘密警察制造了白色恐怖，但他们往往非常拙劣。偶尔，当他们在上海马路上追捕轻易脱逃的“颠覆分子”，或坐着破旧的司蒂倍克汽车，持枪追捕又新又快、很容易超过他们的汽车时，真像无声电影里的小丑警察那样滑稽。

戴笠故意压低上海特工的经费：他们每月只有30到100元，再加奖金和补贴。虽然一个组长可以另外有每月100元的特别费，但还是入不敷出，于是大家都设法去得奖金。每当沈醉向戴笠抱怨特务处的人员收入太少，戴笠总是一本正经地说：“我们是干革命工作，不能讲享受，应当艰苦一点”。但有一次戴笠发脾气，格外直言不讳地对沈醉说：他故意把特工员们的工资压低，这样他们就可以努力工作来争奖金，从而变成一种提高效率的刺激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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