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军统无法渗透到左翼地下组织中去的一种解释是，共产党有自己极其有效的安全系统，这一系统是莫斯科间谍系统和共产党自己创造的结合物。上海地区的反间谍工作由陈赓将军领导，他在1927年南昌起义中受重伤后来到了法租界，得到著名外科医生、宋子文的表兄弟牛惠林的医治。陈赓痊愈后便消失在厚重的掩幕里。上海站不知怎么获悉了他在城里，但尽管戴笠让陈赓黄埔一期的同学吴乃宪负责此案，这位共产党保安领导人仍从他们的指缝中间滑了过去。

从此，特务处的特工们不得不加倍努力来追踪著名的共产党人。这些共产党人无论是否受到监视，总是在放弃一个安全地点时销毁所有的踪迹。实际上，陈赓的工作人员安排了反监视，密切注意着上海站的重要人员的住处和方斜路上侦察大队的总办公处。

陈赓将军在上海地下工作最显著的成绩，是1931年1月他为共产党第四届全会安排的警卫。为了在上海站特工极其敏感的眼皮底下（他们对共产党的秘密会议有所耳闻，但不知道是在哪儿召开）安全地让所有代表到会。陈赓设立了一个假医院，里面有医疗设备、医生和护士。代表们绑着绷带贴着膏药前来，或盖着毯子被抬进来，而戴笠的特工们对此根本没有起疑心。

当共产党人被捕时，他们受到惨重的酷刑。根据戴笠征得蒋介石同意的运作程序，被特务处逮捕的共产党人完全由特务处负责。这些共产党人从来没有被送到其他机构审讯，而总是被戴笠的组织指控、判决和惩罚。这当然不合法，但就像一个秘密警察后来回忆的那样，在1934年，上海站的特工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你若有幸抓住一个共产党，就要毫不例外地对他上刑，然后把他杀了，除非他答应改变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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