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重庆

鸦片和其他麻醉品从满洲国和察哈尔运输到本地区，在那些地方种植罂粟是得到日本当局怂恿的。这种交易掌握在日本人和朝鲜“浪人”（游民）手中，他们在1935年以后对当地局势形成一种威胁。从河北东部把银子走私运出中国的活动十分猖獗，极大地破坏了南京政府为稳定货币制度所作的各种努力。此外，为了不让南京政府得到他们拼命想得到的税收，同时为了支撑日本自己疲软的市场，日本当局便与通州的傀儡政府秘密达成协议，按照协议，日货一不缴税，二不接受管理，而且可以源源不断地从河北东部涌入华北市场，通州政府对此现象须听之任之。即使有些货物通过河北东部当局设立的海关关卡，对这些货物所征的税也要比战时中国海关的税率低得多。可靠的数据很难得到，但关于走私程度的某些迹象可在一些国家向日本递交的强烈抗议中见到，这些国家的贷款和赔偿都有中国海关的收据担保。

勃尤：《中日之战》，第40页

战时的中国，按理分成国统区和沦陷区，中间穿插着走私犯出没的路线，它们通过盗匪的中转市场将这两个区域互相接连起来。位于河南与安徽两省交界处的界首镇便是这样一个非法的集市。“这里是边界，但人们并未感到是在敌人的枪口底下生活。这里充斥着能赚且赚的人：这类奸商只能在一个发生战争的国家里见到。你在那里遇到的每一个人似乎不是商人就是某种代理。人们从沿海地区来，穿越黄河与长江从内陆省份来。这个城镇令人难以置信地繁荣。”于是，戴笠专门去了一趟界首，因为他想瓜分汤恩伯将军从走私贸易中强占的大笔“收入”。据说，戴笠在走访那里之后对汤将军建议说：把时间少花在贸易上，多花在军事目标上，这样会更加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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