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阴谋活动的惧怕也影响到了美国对战时中国的政策。在战争的最后一年里，美国战略情报局向邓诺文将军递交了一个武装延安的中国共产党游击队来与日本人作战的计划。戴维·巴雷特（David Barrett）上校奉命向毛陈述美军的这项建议。战略情报局在中国的负责人海普纳（Heppner）让他的副手威利斯·G. 贝德（Willis G. Bird）中校将该计划送到延安。贝德中校和巴雷特上校于1944年12月15日作为美国军事代表团的指挥官到达延安。这不久，戴笠便对此有所风闻，于是梅乐斯在美国大使赫尔利于1945年1月访问歌乐山时，准备向他汇报这个秘密接触。

戴维·巴雷特上校和外交官约翰·谢伟思在延安

赫尔利大使在访问中美合作所期间受到了隆重欢迎。在戴笠为大使举行的宴会上，梅乐斯使这位来自俄克拉荷马的石油家相信，美国国务院正在策划一场巨大的阴谋，准备向中国共产党提供军队和武器。梅乐斯还主动向大使提供中美合作所的海军与华盛顿的直接无线电通讯联系，以越过重庆的大使馆，因为他们相信使馆被一心要打败蒋介石的亲共人士渗透了。1945年1月15日，赫尔利向罗斯福总统汇报说，他从中美合作所和戴笠那里听说有一个用美国伞兵为共产党游击队领路的计划。在这位大使看来，这便增加了对共产党的承认并赞同他们摧毁国民党政府的目标。赫尔利对鼓吹在国共之间采取中立政策的国务院驻外事务处“中国专家”进一步的抨击，预兆了冷战的来临。战略情报局历史学家罗伯特·史密斯（Robert Smith）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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