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发动政治和军事围剿的同时，在文化战线上发动了文化“围剿”，采取了高压和恐怖政策，使许多进步书刊和革命出版物遭到查禁，许多革命作家和进步作家、革命的文化工作者遭迫害和打击。

1928年国民党反动当局颁布禁令，查禁所谓“显违党义”或“其他经法律规定禁止发行者”的刊物。仅1931年被查禁的进步书籍达二百二十八种；1934年仅上海就有一百四十九种文艺书被禁；1936年又查禁社会科学类图书六百七十六种。在查禁大量进步书刊的同时，捣毁进步出版机构和书店，迫害和暗杀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和进步人士。1931年2月，枪杀了优秀作家柔石；1934年11月暗杀了《申报》总经理史量才；1935年逮捕杜重远，查封了他主编的《新生》周刊，等等。1929年查封了创造社，1931年以出版“左联”机关刊物为由查封了上海现代书店，同年还查封了北新、群众、乐群等书店。1933年冬，先后捣毁了良友图书公司、神州国光社、光华书局等。1937年为了控制言论，公布《书籍杂志查禁暂行办法》。1938年又公布《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进一步摧残进步的出版事业。1939年4月到1940年4月，被查封或被迫停业的生活书店就有十六处分店，新知书店有九处分店。抗战时期国统区的检查制度和恶劣的政治、经济等社会环境，使图书事业遭受严重打击。而沦陷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掠杀，大批图书被掠夺、被焚毁，出版社遭到洗劫，使沦陷区的图书事业处于瘫痪。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一方面准备进攻解放区，一方面对人民实行镇压，推行法西斯统治，扼杀出版、言论自由，继续推行一系列禁书法令，使国民党中宣部直接控制新闻、图书杂志的审查。当人民民主运动兴起，国民党反动派除了查封在抗战胜利后出现的进步书刊和出版机构外，对民主、进步人士进行殴打、绑架、监禁和屠杀。1946年著名的民主进步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先后被暗杀。国民党反动当局推行的文化白色恐怖政策，使我国的图书出版事业受到严重损失。据统计，上海的书店在1935年有二百五十九家，1949年全国仅剩三百十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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