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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制度超越:三种力量的关系 一、感念邓小平:中国模式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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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外交部翻译室工作,有机会为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做英文翻译。我第一次为邓小平做翻译是在1985年8月26日,他会见津巴布韦领导人穆加贝。会见开始前,邓小平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了外交部工作人员,并听取汇报。邓小平先与吴学谦外长握了手,然后与在场的中方人员一一握手。与我握手时,吴外长介绍:“这是英文翻译小张。”我和邓小平的目光也有一个短暂的交集,邓小平的目光相当平和。他问我:“哪里人?”我说:“上海。”他停了一下,好像“上海”这两个字给他带来某些特殊的记忆。“知道霞飞路吗?”邓小平问我,目光中似乎带着一点对往事的回忆。我略微停顿了一下,然后说:“是淮海路吧。”他微笑点头。

这次会见给我印象很深。当时穆加贝非常“左”,总担心中国要放弃社会主义了,邓小平反复给他解释。最后,我看邓小平都有点不耐烦了,斩钉截铁地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们还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他说得很响,很清楚。然后又说:“一旦发生偏离这个、这个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我们的这个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

会谈结束时,穆加贝对邓小平说:“我相信您一定能健康地看到香港回归。”邓小平诙谐地说:“还要看马克思能不能批准。”然后又补充了一句:“可能还要和马克思谈判谈判。”邓小平的朴实、诙谐和幽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想起来,邓小平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眼光、思路、清醒、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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