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福山先生在《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没有解决‘坏皇帝’问题”的文章，还是坚持2011年6月他在上海“文汇讲堂”与我辩论中国模式时表述的观点，即中国历史上遇到了“好皇帝”，朝代就兴旺发达，遇到了“坏皇帝”，就一蹶不振，他认为中国今天最大的问题是还没有建立起一种“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他以薄熙来事件为例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认为中国还是没有解决“坏皇帝”问题。同年4月，在伦敦书展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举办的“中国浪潮”论坛上，《金融时报》的一位资深评论员也对我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并认为中国模式看来靠不住。

我坦率地回答了这位评论员的问题。我说，西方媒体今天也不否认中国下一届最高领导人的人选已经定下，这是第一位的大事；下一任总理的人选也已定下，这是第二位的大事。以我之见，这本身已说明中国高层接班制度运作顺利。至于薄熙来事件，它不会影响中国最高领导人接班大局，硬要扯上“好皇帝”“坏皇帝”的说法，实在是牵强附会了。

至于福山先生强调的“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这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西方国家的某些成功确实与这个因素有关。中国过去30多年制度创新的一个主要特点也是重视制度安排，重视法治精神和程序正义，但我亦认为一个国家的成功与否，主要不是取决于是否有“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而是取决于这些“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是否符合一个国家真正的民情国情，以及是否能够与时俱进。以我们熟悉的印度为例，它似乎早就有了“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但是印度方方面面几乎都落后于中国，其多数社会指标甚至还达不到中国西藏地区的水平。日本似乎也早就有了“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但日本像走马灯一样地换政府，十年九相，治国乏力，经济衰退也持续了20来年。美国也早就有了“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但这一切似乎日益演变成了一种“制度僵化和法条主义”，这自然是美国体制中最需要改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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