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国际》的腐败指数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腐败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甚至可以说经济发展水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的腐败程度。为什么?因为真正的经济发展和真正的现代化,一定会产生对法治环境的强大内需,而法治是对付腐败最好的办法。
中国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整个社会呼唤更为公正的竞争环境,从中长期来看,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会产生对法制的强大内需,并最终导致腐败程度下降。换言之,中国的腐败走势有可能是这样的:“低腐败”→“中腐败”(现在这个阶段)→“低腐败”。从国际比较来看,今天发达国家在自己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也都经历过“中腐败”的情况,以英国为例,工业革命开始的18世纪,英国国会议员的位置可以花钱买到。当时在印度代表英国政府利益的“东印度公司”,其管理人员非常腐败,被英国人称为“人类的渣滓”。但这些国家几乎都在工业化、现代化的强大内需驱动下,通过法治社会和反腐机制的建设,避免了非洲那种瘫痪型的“高腐败”,转向了“低腐败”。在华人社会中,香港经历的也就是这么一个过程。而对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因而没有产生对法制社会的强大内需,最后腐败愈演愈烈,其大概走势是这样的:“中腐败”→“高腐败”→“更高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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