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受中国文化薰陶最久。举例来说，清王朝统治中国二百多年，在中国全部采用清历，但在朝鲜，除了官书用清历外，普遍的民间记载却以崇祯甲申后第若干年为纪，由此可见中国文化对朝鲜的影响。不幸的是，清朝政府饱受列强的欺侮，已是焦头烂额，所以在对朝鲜问题的处理上，举棋不定，因此朝鲜内部便产生了很多主张脱离清朝自寻出路的主张。在这期间列强也在朝鲜勾心斗角，袁世凯担任对朝鲜外交和商务的重责，实在是很艰苦的。

这时他再度上书给北洋大臣李鸿章，献议对朝鲜问题处理的策略，上策是：“乘朝鲜内敝，而日本尚不敢鲸吞朝鲜，列强亦尚未深入，我政府应立即彻底收拾朝鲜，建为一个行省。”下策是：“门户开放，免得与日本或帝俄正面冲突，索性约同英美德法俄日意各国，共同保护朝鲜。”他的建议应该说是针对朝鲜的困难所作的良策，可惜那时清朝政府除了李鸿章外，大都是庸懦愚昧，对于他的建议便搁置不问。

从光绪十四年（1888年）起，朝鲜便开始蜕变，除了前述的派遣全权大使赴美国和欧洲外，还准备以关税作押向列强借款，朝鲜的外交和关税原来归中国管理，因此朝鲜这样作法，等于是对中国宗主权挑战。当时天主教势力深入朝鲜，守旧派对天主教反对得很历害，煽动人民说天主教徒烹食小儿，由此遂激起民变，攻击教堂，殴杀教徒。俄法美日各国均调兵自卫，袁世凯亦调水师入京城。韩王忽然宣布邀请俄法美日四国的军队入宫保护，这一举措简直是给清朝政府严重的打击。袁世凯一方面请北洋大臣郑重诘责韩王，一方面促请韩王左右的亲华派劝阻韩王，这时美俄两国驻韩公使都把袁世凯看作是一个严重的阻碍。第二年朝鲜派赴美国的全权大使朴定阳返韩，韩王拟派朴定阳外务大臣，这等于宣布外交的亲美路线，袁世凯倾全力反对，可是闵妃则一心一意要实现朴任外相的计划。袁世凯曾请韩臣郑秉夏去报告韩王说：朴定阳是清廷所绝不同意和容忍他出任外务大臣的，请韩王悬崖勒马，不可听小人之言，影响大局。袁知道闵妃在这件事情上最坚持，他无法劝她，乃找到一位闵妃的救命恩人洪在义，请洪去劝阻闵妃，总算达到了目的。至于朝鲜政府企图收回关税的打算，是受到列强的鼓励，以为可以用关税作抵去借外债，因此自行撤换总税务司。这种种迹象显示朝鲜在蜕变，而列强则利用这些情势得寸进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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